家族企业治理转型中的群体断裂带激活机制研究

 

1.1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转型之痛。2011 年，首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出版，其通过对 2010年3847家私营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得出家族所有的企业约占总体私营企业的85.4%①。而另据福布斯 2012 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 2422 家 A 股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达到684家，约占上市民营企业的 49%，占全部A 股上市公司的 28.24%。这一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在私营经济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经历三十年的发展，初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及其治理权威已经逐渐老化，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问题严峻（徐细雄，2012）。就当前来看，家族企业主要面临两条可选的传承路径，一是选择“子承父业”，如百年老店李锦记等；二是选择职业经理人的治理模式，吸收外部资源，实行家族控制向公众公司转轨，如深圳健康元药业、国美电器等。随着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不断深化，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以及物力资本等资源的稀缺问题将随着外部资源的吸纳得到解决，但作为控股股东的创始人家族与家族外的职业经理人之间又会产生新的委托——代理问题。 因此，随着家族企业转型的不断深化，创始人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多重异质性差异引发“团队断裂”现象，常常围绕企业经营战略、利益分配甚至企业控制权爆发激烈冲突。上海家化控制权之争、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雷士照明控制权之争等案例，都反映了企业转型过程中委托——代理链条“断裂”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创始人股东的黄氏家族与以陈晓为代表的管理层之间，还是作为雷士照明管理层的创始人吴长江与大股东软银赛富乃至德豪润达之间，甚至作为国企改制后上海家化元老掌门人葛文耀与大股东平安集团之间，持续上演着一场场控制权争夺战，对企业经营产生了严重影响。创始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掌门人、大股东、控制权之争等关键词汇纷纷进入公众视野，跃然于媒体报道之上。在笔者看来，“控制权之争”、“董事会战争”等管理现象不仅是企业治理团队对立冲突的表现，还是企业治理团队“群体断裂”的表现。因此，探索家族企业治理转型过程中治理团队的“断裂”、控制及修复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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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首先，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到公司治理行为研究之中。随着对中国文化情境的不断重视以及对中国管理模式的不断探索，一些学者已然意识到作为社会人的投资者与经营者并非具有完全理性，纯粹的经济人假说难以解释非理性行为；而家族式的华人企业组织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企业，家族关系涉入以及组织间的网络关系使得家族企业治理有其特殊性。例如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社会融入复杂的关系网络，与现代社会理性原则相悖（杨玉宏，2013），同时家族企业主的家长制领导部分替代了家族企业中已有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导致二者出现偏差（廉勇，2008）。因此，本文首先基于中国情境，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团队作为研究对象，为当前公司治理团队的行为研究范式注入中国文化因素。其次，本文立足于社会人假说，关注企业治理团队的社会、经济、心理特征对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影响。传统经济理论难以直接嵌入中国管理实践及其文化背景之中；故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断裂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学、管理学问题。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引发学界对企业治理团队的社会属性、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在公司治理中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持续而有益的探索。作为新的研究视角，群体断裂带理论一经提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人口统计特征、专业技能、知识背景乃至认知理念、价值观所形成的群体断裂带都成为关注焦点，进而以其为基础探究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群体断裂带对组织沟通、冲突、企业绩效、董事会决策以及企业战略等会产生何种影响（Lau，Murnighan，1998；Bezrukova K, Jehn K A, Zanutto E L, Thatcher S.M.B，2009；Homan A C, Van Knippenberg D 等，2007；王端旭，薛会娟，2009；周建、李小青，2014；李维安、刘振杰等，2014）。因此，本文基于群体断裂带理论对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的社会、经济、心理特征进行考察，揭示治理团队断裂之谜。 最后，随着群体断裂带理论的发展，学界对于群体断裂带的激活研究鲜有涉猎，导致群体断裂带激活的“黑箱”尚未完全打开，潜在断裂带与激活断裂带之间未能有效辨析，导致部分实证检验结论的不一致。因此，本文将群体断裂带理论与控制权理论相结合，探究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的断裂机理，揭示治理团队断裂带激活机制，为将群体断裂带的激活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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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2.1 群体断裂带理论概述 

Dora C.  Lau 和 J. Keith  Murnighan  (1998)认为传统团队异质性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对成员单一特征异质性进行考察，忽略了成员其他特征的潜在影响以及众多特征之间的协同作用，故应该寻找一种方式能够对团队成员多重特征进行聚合。基于此，Lau 等借鉴了地质学中的地理断裂带概念，提出群体断裂带理论。中国学者李小青、周建(2014)基于以上思考，同样认为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传统异质性研究关注单一人口统计指标的做法值得商榷，团队成员多样化特征动态聚合所形成的群体断裂带对组织影响要比异质性特征本身更具有重要意义，并因此希望通过群体断裂带视角对董事会群体行为过程进行深入挖掘。 “群体断裂带”是以团队成员一种乃至多种属性为基础，将团队分划为多个子群的虚拟分割线，是成员多样化特征的动态聚合。此外，Lau 等（1998）认为一个团队的群体断裂带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基于团队成员不同特征形成的若干条分割线，这些分割线将团队划分为不同子群。 群体断裂带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划分理论、社会分类理论—同性相吸范式、信息/决策理论、分类—精细加工模型。 人口统计特征分类理论来源于人口统计学理论，它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等）对团队成员进行识别并划分。社会分类理论——同性相吸范式（Abrams, Wetherell, Cochrane, Hoggs 等 1990；谢小云，张倩，2011）认为个体具备强烈的自我认知与考评意识，而且个体的考察与评价过程通常是与其他个体进行互相对比来实现。通过与其他个体进行比较，个体会寻求其他个体的认同感并且形成“圈子”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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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权理论综述 

Grossman & Hart  （1986）、Hart & Moore（1990）通过发展 GHM 模型构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框架。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而引发“敲竹杠”行为导致专用性投资不足，因此有必要对事前的物质资产所有权进行有效分配（徐细雄、刘星、杨卓，2011），由此引出对于控制权的思考。随后，Hart & Moore（1990）进一步将控制权划分为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其中特定控制权是指契约中明确规定的权利，而剩余控制权则是由于契约不完全性所导致的未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傅绍文、邓秋云，2004）。 此后，Aghion  & Tirole（1997）、Tirole（2001）吸取早期控制权理论的不足，将控制权界定为法定控制权与事实控制权（李富强、董直庆、龚旭云，2005），法定控制权是指能在法律及社会契约中明确约定的权利，多指对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权；而事实控制权则是未被明文约定的权利，因此事实控制权的配置往往取决于信息的优劣势以及获得信息的成本，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掌握着事实控制权，因此管理层常常掌握事实控制权。 在国内，学界同样对控制权进行了相应界定。张维迎（1995）认为控制权是一种权威，可以在不同信号状态下选择谁来做、做什么和怎么做；刘磊、万迪昉（2004）则认为企业控制权是能在企业实现预期效果的权力，并将其划分为一般控制权与核心控制权，而核心控制权可以控制和影响其他一般控制权。蒲自立、刘芍佳（2004）则从控制权行使层面对其进行定义，认为企业控制权是能够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管理层实施领导的能力（佟伟，2005）。与界定控制权概念不同，杨瑞龙、杨其静（2001）则认为对投资者来说，风险控制权的界定要比剩余控制权的界定更重要，也更符合市场规则（李富强、董直庆、龚旭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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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族企业群体断裂带的形成与测度 ..... 18

3.1 家族企业群体断裂带的形成 ......... 18 

3.1.1 群体断裂带形成的理论基础 ..... 18

3.1.2 家族企业群体断裂带的形成分析 ......... 18 

3.2 群体断裂带强度及其测度 ........... 20 

4  家族企业权力配置的动态演进及界定 ........... 23 

4.1 家族企业权力配置的动态演进 ....... 23 

4.2 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界定划分 ..... 26

5  控制权与群体断裂带双重视角下的群体断裂带激活机制 ........... 28 

5.1 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函数 ........... 28 

5.1.1 理论基础 ..... 28 

5.1.2 函数构建 ..... 28 

5.2 双重视角下的群体断裂带激活机制模型 ....... 30 

 

5  控制权与群体断裂带双重视角下的群体断裂带激活机制

 

5.1 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函数 

类似于地壳断裂带，若群体断裂带没有受到任何外力或内力的影响，则组织潜在群体断裂带就会处于非激活状态且不会为组织成员所感知，故其不会影响团队绩效（Lau 等，1998；  Jehn 等，2009）。组织内存在的多条潜在断裂带会在不同情境下被激活，而只有激活的群体断裂带才能对团队行为产生影响（Lau 等，1998；Gratton等，2007；Jehn 等，2009；谢小云等，2011）。因此，只有明晰群体断裂带的激活机制，才能区分潜在群体断裂带及激活群体断裂带，进而其才能检验激活的群体断裂带对团队绩效的影响。 本文借鉴 Jehn & Bezrukova（2009）的定义，认为群体断裂带的激活就是团队内成员实际感知到若干客观存在的特征差异已将团队整体分割成为不同子群的过程。这一感知过程受到群体“外部力量”以及“内部条件”的影响，将潜在群体断裂带激活成为“实际”的群体断裂带，真正作用于群体成员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将组织内成员感知到潜在断裂带分割组织的过程倾向性即群体断裂带激活的难易程度定义为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AE）。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越高，群体断裂带越容易被激活，即群体成员越容易意识到个体之间存在的多重异质性特征所构成的群体断裂带；相反，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越低，则群体断裂带越不容易被激活。 在家族企业转型过程中，由家族企业创始人股东与家族外部的管理层构成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然而由于经理人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效用函数不一致、差序格局等问题导致创始人股东难以对经理人进行充分授权及信任，成员关系特征、职能背景特征以及认知理念特征差异将会导致治理团队形成潜在群体断裂带。这些潜在的群体断裂带会在家族企业治理团队“外部力量”及“内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激活，从而影响治理团队行为及绩效，甚至发生控制权争夺。正如 Lau 等（1998）的观点：群体断裂带类似于地理断裂带，在没有“外力”作用下其很难被成员认知并且只有高强度的群体断裂带才能被认知并引起团队分裂。因此，探究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群体断裂带的激活机制就是要探究引发激活的“外部力量”及“内部条件”，明晰内外因素对激活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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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控制权配置理论及群体断裂带理论双重视角为基础，探究控制权配置及群体断裂带强度两大维度对治理转型中的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的影响，并基于上述两个维度构建家族企业治理团队的群体断裂带激活机制二维模型。上述思想源自于地理断裂带激活及其作用机理：引发地震不仅需要地壳运动等外力，还需要地理断裂带自身具有足够的深度及强度。因此，类似于地理断裂带，群体断裂带的激活同样需要足够“外力”及内部条件。其中，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外力”源自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族与管理层对企业控制权的分割乃至争夺引发了群体断层，形成了群体断裂的外部力量；此外，治理团队自身的群体断裂带强度决定了群体断层的“内部条件”，强度足够大才能使得群体断裂带被激活；只有成员意识到群体断裂带的存在，其才会对群体行为产生影响。综上，通过理论分析及案例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受到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状况及群体断裂带强度的影响。群体断裂带强度是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内部条件，控制权配置决定了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外部力量，内外共同作用才能引发群体断裂带的激活，团队成员才能意识到群体断层的存在，从而群体断裂带才能从潜在状态被激活继而对团队行为乃至团队绩效产生影响。 其次，当控制权越分散，群体断裂带越强，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越强；当控制权配置越集中，群体断裂带强度越弱，群体断裂带激活效能越弱。如图 5.1 以及前文所述，群体断裂带激活受到控制权及群体断裂带强度的双重作用。家族集权型的治理结构不存在多方权力崇拜，也不易引发控制权争夺，外部经理人仅仅是创始人家族的代理人，因此其引发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外力极其微弱；同时，弱的群体断裂带强度使得家族股东与外部经理所组成的治理团队成员难以被清晰划分为若干子群，其子群边界模糊，故而并不具有明显的多重维度异质性，难以形成对抗性的异质性子群。因此，弱的群体断裂带强度与集权型的治理结构并不容易激活群体断裂带。相反，强的群体断裂带容易使团队成员形成若干边界清晰的子群，子群之间具有明显的多重维度异质性，故而子群间容易引发冲突、对峙（Lau 等，1998,2005），所以具备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内部条件”；分权性的治理结构使得外部经理及家族分权而立，权利崇拜引发双方团队对组织权力、资源以及追随者的争夺（Pearce  & Denisi, 1983;Mannix, 1993;Barry & Stewart, 1997），产生群体断裂带激活的外部力量。因此，强的群体断裂带强度以及分权性的治理结构容易激活群体断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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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