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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视角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时间:2024-04-04 来源:www.inibin.com作者:

本文是一篇投资分析论文,本文探讨了投资环境因子对东盟十国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评估这些因素,我们采用了最大熵模型和模糊一致矩阵,并从10个国家收集了12年的投资样本数据。使用最大熵模型测验投资数据,用模糊一致矩阵评价投资环境因子。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在疫情发生前,中国对东盟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升至第二位,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量攀升至第一位。据202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数据,我国向东盟的直接投资到达了197.84亿美元,比上一年的1771.4亿美元的投资额提高了11.16%,增长率同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我们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额快速增长涨,这表明我们的工业企业正在加速迁往这些国家。以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为例,我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流量总额已经由2010年的23.25亿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166.1亿美元。2021年,中国政府在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超过了1403.84亿美元,占世界总体的5.6%(2.58万亿美元)。在这些国家中,新加坡的投资规模最高,超过了656.4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次之,老挝和马来西亚先后超过了82.5亿美元和90.2亿美元,先后位列世界前20位国家。到2021年底,中国政府已经在东盟建立了5600家以上的直接投资公司,聘用了大量海归和本土劳动力,比2017年末大幅度提升了15万。新加坡也变成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和收购目标国家之一。
在不同行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第一大行业。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制造业流量在快速增长。以2021年为例,制造业投资流量为56.7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1%,占全行业投资流量的43.5%。产业投资据类型不同也集中在不同国家,制造业投资大量分布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公共事业投资则是中国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投资的重点;在服务业投资领域主要分布于批发和零售、银行金融、IT服务、电子商务、通信等产业,而科技企业主要向新加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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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综合考虑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受到当地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投资环境选择模式。
首先,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受到许多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密度、技术进步、贸易流通等。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评估国家吸收外资能力的重要指标,能反映出国家当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增长空间(王亚星,2015)。一些企业会把投资目光放在经济发展不足的地方,以获得长远的发展潜力。而另一些企业可能把投资放在经济发展较充足的地区,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汇报。当考虑国际投资时,中企会优先考虑GDP等经济指标。
ZhangX和DalyK(2012)的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和它所能够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都取得了显著的提升。此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受到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它们的国际影响力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为此,应当在不同领域采取措施以提升东道国投资环境,包括制定多边贸易规则、提升开放程度以及资源配置等指标,以衡量东道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张,IvarKolsta(2012)等学者也着手研究中国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直接投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庞大的国际市场、充足的自然资源、较低的法律法规等条件,是中企对外最佳的投资环境。王丰龙、司月芳、曾刚(2019)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市场规模的关系非常紧密,但由于与东道国的地理位置远近、资源禀赋多寡、政治结构的差异,使得其对中企的外资吸引能力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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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投资环境概念说明与指标范围
一、政治环境
一般来说,政治环境是企业选择对东道国投资与否的第一个考虑因素,政治环境极大地决定经济增长潜力,影响东道国的经济效率。但政治环境的优越性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中国企业的OFDI,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中企的OFDI更愿意选择那些具有良好安全政治环境的国家,而非充满危机的国家。杨娇辉等[1]人在研究中解释,中企的OFDI并不具有风险偏好性,而是更多地依赖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同时也有一部分OFDI流向了经济落后、自然条件优越、政策不利、风险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这也会造成一种偏好假像。根据Buckley[2]、Cheung&Qian[3]的调查研究,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偏好那些政治动荡、外部威胁更大的国家或地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OFDI在区位去向表现出差异主要因为投资企业的异质性。邱立成和杨德彬[4]指出,由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它们在投资的角度上存在显著的分歧:国有企业更加看重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同时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国;相比之下,民营企业除了看重东道国是否拥有较多的可用战略性资源,还要求东道国具备较低的政治风险。根据企业的异质性,可以明显看出,国有企业的OFDI活动受到国家的政治影响,其目的在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福祉,促进社会的发展。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更加注重实际利润,更加关注私人部门的效益。
通过全球范围的调查,世界银行提供了一系列全面的全球治理指标,以评估当前的全球性影响因素,这些指标涵盖了:政治稳定性、反恐/反乱、经济发展、社会福祉、国际安全、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等。这些研究结果汇总了全球各地的观察者和学者的观点。本文通过对4个指标的测算,各项指标的取值范围介于-2.5至2.5,其中的数字越大,说明当前的管控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当前的政治质量也就更加优越。因此,总体上世界治理的指标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得,并且具有很强的可靠性。例如,文余源[5]采用世界治理指标衡量政治质量,以此验证在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东道国OFDI整体上偏向政治环境稳定和监管质量高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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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投资动机的区别
一、市场动机型
母国OFDI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扩大东道国的经济实力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Dunning,1993)[17]。因此,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对于中国选择是否参与国际直接投资项目至关重要(Kolstad和Wiig,2012)[18]。一方面,OFDI的目的是通过跨境合作来实现经济增长。然而,如果这种合作中存在贸易限制,那么它的国内生产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因此,许多公司会选择通过对东道国的投资和销售来实现这种目标。另一方面,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较大,则更容易产生低成本或高价值的投资项目或资产。因此,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往往是吸引我国OFDI的重要因素。
二、资源动机型
OFDI也是中国获得国外自然资的重要方式,不仅仅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而且对中国OFDI的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王永钦等,2014)[19]。其中以垂直型OFDI为主,为了满足全部生产过程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区位成为母国OFDI的重要选择。尤其以中国的国有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更加偏好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具有显著“自然资源偏好”特征(宋利芳和武睆,2018)[20]。由以上分析认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度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三、成本动机型
以降低成本为动机的OFDI在相对发达的投资母国来说,企业希望从东道国获得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这样投资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缓解产业升级中的成本压力,提高投资回报率(Dunning,1993)[17]。东道国拥有更多的劳动力,也就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会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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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和东盟投资环境 ............................ 19
第一节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 19
第二节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国别差异 .......................... 22
第三节 东盟投资环境分析........................... 26
第四章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 31
第一节 数据处理说明 ..................................... 31
第二节 投资环境因子贡献度分析 ........................... 32
第三节 投资环境因子优度分析 ................................ 36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3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39
第二节 对投资相关主体的建议 ..................... 41
第四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第一节数据处理说明
一、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告。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金额、投资国别和投资年份等。其中主要涉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14个行业:农业、化学、消费、能源、娱乐、金融、健康、物流、采矿、不动产、科技、旅游、交通、公共事业和其它领域。数据包罗2011年1月到2022年6月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且数据完整无缺失项。
二、投资环境数据处理
该系列数据由不同数据库组成,个别数据存在遗漏和统计年份不一致,选择数据包含最丰富的年份为2011年,且对遗漏数据做如下处理。值小且相邻年份均有数值的可以去相邻年份的中间值;值比较大的,变化年份有长期趋势的取回归值;值大且观测年份无规律的取最近年份值。
三、按照投资动机综合数据
本文选取的企业数据最终样本为642个企业投资样本数据,由于个别行业投资数量少,因此根据该类行业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再次分类。原始行业投资次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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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世界银行2011-2019年的全球治理指标、世界发展指标以及UN统计署的数据,本文建立了一个用以评估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状况的评价体系。并分别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环境来表示东盟各国的各方面投资环境,比较各国投资环境优度。结合分析2011—2022年中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本文探讨了投资环境因子对东盟十国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评估这些因素,我们采用了最大熵模型和模糊一致矩阵,并从10个国家收集了12年的投资样本数据。使用最大熵模型测验投资数据,用模糊一致矩阵评价投资环境因子。
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
本文对东盟地区国家投资环境做了基本介绍,进一步对东盟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结构和投资偏好做出现状分析。从对东盟投资现状出发分析东盟国家间的投资环境差异和企业属性和其投资动机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况。投资现状分析结果为:1.规模方面,东盟地区的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特点表现出投资额度不大但流量增长极快,同时又拥有巨大的投资潜力等特点;2.国别投资结构表现出差异,投资区域皆有覆盖但投资国别之间差距明显。以新加坡接受近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为特点,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且对不同国家投资额变化比较大,也有部分国家投资量始终不足;3.投资领域多,对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始终是中国对该地区投资的重要部分,在各个投资产业中投资流量仍然主要流向制造业,同时服务业投资加速;4.对东盟多数国家投资产业层次较低;5.投资动因分别以市场需求、资源需求和成本控制为主要原因。
二、东盟地区投资环境现状
在投资环境方面:政治环境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为优;经济环境方面,东盟发展普遍较快,较发达的国家发展稳定,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快;社会环境方面,东盟十国有四国发展不足;自然资源方面,东盟各国均有其能源、资源或港口优势等。总体来看东盟各国有其接受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且对东盟投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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