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董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引入碳排放规制和政府补贴作为调节变量,通过相关假设进行理论分析,构建研究模型,并选取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两类技术董事对企业不同形式绿色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入探讨碳排放规制和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严重污染、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等问题接踵而至。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从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作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郑重承诺,聚焦创新引领、突出绿色导向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制造业企业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加快技术升级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迫切需要。在“强调生态文明,加快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企业的环境行为日益受到重视。高能耗、重污染的制造业是实现我国经济、环境、能源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主导产业。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不高、技术原创性不强,作为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所有行业中,CO2的排放量大都来自制造业。研究表明,CO2排放强度随绿色创新的实施而显著降低[1],实施绿色创新逐渐成为制造企业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
虽然我国已进入了科技创新强国之列,但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企业对绿色技术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考虑到绿色创新更具复杂性和专业性,相比于其他投资活动,短期的盈利是无法实现的,长期来看投资收益又是一个未知数,存在风险高且持续动态的特点,加之绿色技术的外溢和扩散效应可以使其他企业也从中获益,而实施绿色创新的企业却必须自身承担所有的费用,双重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对于绿色技术的投资回报无法得到相应保障,进而深化了管理层的短视行为[2]。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颁布了相关条例,从法律上约束企业排污行为,并对情节严重者予以惩罚,以此对过度排放的企业施加压力,同时出台了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和资金补贴,激发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动力[3]。对此,各企业积极响应,自2006年我国首次设置能源消耗强度降低20% 的目标以来,绿色专利申请量较之前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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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遵循“研究背景、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分析——假设提出、模型构建——实证分析、假设检验——研究结论、未来展望”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在理论和现实背景下提出技术董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主题,阐明逻辑关系;其次,从技术董事、绿色创新等的研究现状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深入分析现有研究空白点;然后,提出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在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技术董事、绿色创新、碳排放规制、政府补贴变量间的关系,总结研究结论,从董事会结构优化、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完善等方面提出管理启示。技术路线详见图1-1。
1.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技术董事”“绿色创新”“碳排放规制”“政府补贴”等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分析四者的关系,整理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现实背景,寻找现有研究的有待充实之处,明确研究契机,形成研究框架。
(2)实证研究法。借助国泰安数据库(CSMAR)、国家统计局、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企业年报、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等搜集相关数据,利用EXCEL和Python等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筛选,运用STATA 14.0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实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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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高阶梯队理论
传统的战略理论主要是基于“经济理性”模型进行研究,Michael E. Porter[10]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企业置于完全竞争市场,其战略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假设人类是同质的个体,他们能够根据现实环境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在具体决策过程中保持绝对理性。换句话说,所有的企业经理人都以企业管理的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之间是同质的,没有什么区别,在此理论中,信息不对称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并非能够获得完备信息,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的制定往往受到个人认知水平和信息不对等条件的制约。基于有限理性理论,高阶梯队理论于1984年被首次提出, Hambrick和Mason[11]发现,当企业所处环境改变迫使团队亟待作出决策时,要考虑到高管团队认知基础对其管理行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信息的初步解读,而受限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在有限视域影响下有选择地过滤和处理信息,然后将筛选出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形成个人的管理认知,最终为公司做出最佳的战略选择。该理论用于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由于很难以一个量化的标准来测量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心理特征和价值观等个人特征,因此找到可以量化的特征作为代理变量很重要,比如专业背景、学习经历、工作资历等,其中需要重点考量的是团队特征这一因素,具备异质性特征的管理者在高管团队或机构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值得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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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技术董事
1. 技术董事的概念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团队的成员作为不同个体,在各个领域内表现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这使团队的战略决策视角更加多元化[11],差异化的经验技能、教育背景、社会资本能够给团队带来不同的资源和信息。董事的不同职业背景使得董事会异质性提高,进而促使其做出科学的预测,使创新战略决策更加合理,推动企业创新。职业异质化和社会异质化共同构成了董事会异质性,成员的专业背景、经验技能、教育经历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职业异质化,其年龄、国籍、性别等方面的不同构成了社会异质化[14]。董事不同的教育经历和职业背景会影响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导致对待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认知[15],因此职业因素异质性比社会因素异质性更容易在决策中带来多元化视角,进而提高企业战略决策效率,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首席技术官”的概念最早源自Adler和Ferdows[16],他们将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定义为在企业中担任一定管理职责,能够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指导与支持的技术领导。尽管CTO在企业中发挥多种作用,但至少必须履行两种职责:一是参与技术方面的研究管理,二是在技术层面进行战略决策,也就是说,在工作中CTO具备“技术商人”和“领导”的双重身份,在“职位”领导中要做好技术经理,在“越位”领导中要做好技术董事[17]。但并不是所有的CTO都能顺利进入董事会,不同CTO的技能和资质存在差异,是否能成为技术董事,不仅与企业规划有较大关系,还取决于其本身的学科背景,以及所处单位的上级特质。有学者研究发现,日资企业九成以上的CTO因其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得以进入董事会[18],并凭借知识背景成为企业研发团队的领导者,是引领企业在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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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26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6
3.1.1 技术董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 26
3.1.2 碳排放规制的调节效应 ............................ 30
第4章 研究设计 ............................. 34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34
4.2 变量测量 ................................... 34
第5章 实证分析 ....................................... 39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9
5.2 假设检验 ................................... 40
第5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各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5-1可知,上市公司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平均值均为1.05 ,二者中值分别为0和1.10 ,说明企业在绿色创新的战略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出于应对政府监管和获取资源而进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动机较高。其中,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最大值为6.62,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1.26,说明有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多达749,但同时还有一部分公司没有任何绿色发明专利,一方面表明样本中各个上市公司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指出各企业普遍存在绿色创新质量不高的问题。各企业设置技术独立董事的比例平均为20%,设置技术内部董事的比例平均为30%,说明大部分企业技术董事的比例较低,即使是较为注重研发的制造业企业,仍有很多企业还未足够重视技术背景的董事在研发决策中的作用。碳排放规制的平均值为1.41,标准差为0.83,中位数为1.4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5.02和0.08,表明各地区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不同,碳排放规制力度有所区别。政府补贴最大值为21.30,最小值为0,平均值10.63,中位数为15.54,各样本企业受到政府补贴的程度出现较大波动,表明各企业的补贴金额存在很大差异。另外,本文对研究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低于0.5, VIF平均值为1.19,最大值为1.52,最小值为1.03,远小于门槛值10,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后续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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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6.1.1 研究结论
对以往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渐由强调速度的增长转向质量的提高,绿色创新成为制造业企业破解环境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紧要关头,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已成为我国从“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本文立足于高阶梯队理论、外部性理论等理论基础,将技术董事分为技术独立董事和技术内部董事、绿色创新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两个维度,引入碳排放规制和政府补贴作为调节变量,通过相关假设进行理论分析,构建研究模型,并选取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两类技术董事对企业不同形式绿色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入探讨碳排放规制和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制造业企业设置技术独立董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技术内部董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并抑制实质性绿色创新。技术独立董事因其独立性强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并给企业带来优质的技术资源,积极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开展。而实质性绿色创新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期业绩表现,技术内部董事的个人薪酬和晋升与公司业绩挂钩,易产生“重专利数量,轻专利质量”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动机,抑制实质性绿色创新。
第二,碳排放规制在技术独立董事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技术内部董事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并负向调节技术内部董事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在碳排放规制下,实质性绿色创新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碳排放权交易量,策略性绿色创新使企业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丧失竞争优势,因此碳排放规制会加强技术独立董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并削弱技术内部董事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动机,同时碳排放规制导致的成本增加对高质量研发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技术内部董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略)
- 公司创业投资、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机制研探讨—...2024-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