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能力视角下数字化水平对军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笔者同时考虑到军工企业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研发、生产和管理受政府调控的特殊性质，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凝练军工企业利用数字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1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关键技术的深入发展，人类经济社会正迈入一个以“数字（数据）”为核心特征的全新时代，数字化以及数字科技正逐步成为全球企业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建设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021年3月，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了数据要素和数字化转型对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快经济、社会、政府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同年12月，为集中应对我国数字经济在“十四五”阶段的新发展要求，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数据要素市场和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发展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和要求，为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层面的引导与支持。党的二十大也进一步强调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此外，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努力方向和发展重点。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国防军工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正在加快推进，我国国防工业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升级，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要素的新型工业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在数字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快信息化、智能化与国防军工行业的融合发展。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军工产品研制不可或缺的手段，推动着军工产品研制模式的重大变革[1]，军工企业作为国防科研任务的中坚力量，数字化转型是其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2]。目前，军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推动着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但其转型实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只是基于信息化系统的数字技术应用，没有切实以数字化为核心，从思想、战略、管理等层面全方位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导致数字化转型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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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和创新体系效能的提升是强化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军工领域作为助力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领域，是我国高端科研制造的代表，是国之重器的设计与制造者，是中国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应用的先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现已成为驱动企业实施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丰富了数字化、企业创新和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首先，目前有关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差异，本文以军工企业为研究对象，为数字化对我国军工企业和国防科技领域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数字化、军工企业创新及二者关系的研究。其次，本文引入吸收能力检验其在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及其创新能力间的中介机制，探析了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通过提升潜在和现实吸收能力进而赋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路径，丰富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机制，也为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最后，本文探讨了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异质性对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其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差异，为不同行业属性、采取不同高管股权激励力度、所处不同区域经济环境、区域不同产业结构程度的军工企业数字化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2）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基于研究结论为军工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现实指导，为企业外部区域政府的创新生态建设提供对策建议。首先，在军工企业内部，研究数字化对军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二维吸收能力在其间的中介作用，能够帮助军工企业对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产生具体认识，帮助军工企业正视并重视自身的数字化水平，并为其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现实指导；同时考察不同行业属性、采取不同高管股权激励力度对数字化与创新能力关系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军工企业重视内部治理，制定契合企业管理特征的数字化发展战略，驱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在军工企业外部，考察军工企业所在区域经济环境和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不仅有助于军工企业利用外部环境优势开展创新，还能使政府在综合研判自身数字化建设、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统筹布局区域创新资源，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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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概念界定
2.1.1企业数字化与数字化水平
“数字化”一词源于计算机领域，是指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演进过程。但是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的概念已超越计算机领域，开始与价值创造和管理理论相联系[11]。在信息技术视角下，数字化是将模拟信息转换为数字页面为单位的直接过程，然而在管理学视角下，数字化是使用数字技术或基于数字化信息以新的方式创造和收获价值的过程[12]。在企业层面，学者们对数字化进行了界定，认为数字化是利用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改变企业现有业务流程的过程[13]；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量化管理对象与管理行为，实现各职能管理活动的方法[14]；是在数字化赋能下的组织变革和运行模式再造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的一种社会趋势和过程状态[15]。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可分为数字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和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三个阶段[16]，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企业在技术、文化、运营、创新和服务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应转变业务流程和模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商业实践中最有效地利用和实施新技术[17]。
上述研究多认为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在内部层面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实践过程，本文则基于组织变革理论，从组织内部和外部视角出发，认为企业数字化水平包括企业对外部数字技术发展的关注及其内部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企业对外部数字技术发展的关注与洞察是其引进数字技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的转型准备；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其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全面发展的转型实践。因此，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水平定义为企业对数字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关注程度及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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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研究可视化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近10年的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实现对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宏观把握。在梳理研究热点、分析前沿趋势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
（1）国内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为全面获取近10年（2012-2021年）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本文以“‘大数据and企业创新’or‘互联网and企业创新’or‘信息技术and企业创新’or‘数字化and企业创新’”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出EI、核心、CSSCI和CSCD来源文献790篇（搜索截止时间为2021.09.06），剔除无作者等非学术论文后，获得有效文献778篇。
首先，本文利用知网统计数据对上述778篇文献的发文年度趋势进行了分析，如图2-1所示。自2014年“大数据”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我国对数字化和企业创新的研究发文量开始稳定增长，2015年出现第一个增长点，这与我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大数据战略”政策相关。在2020年，此类研究迎来了第二个增长点，这是因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对行程码、健康码、场所码等各类大数据工具的深度应用，加速了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总体看来，近10年我国对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研究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且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仍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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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4
3.1理论基础.................................................14
3.1.1组织变革理论...................................14
3.1.2吸收能力理论.........................................15
4研究设计.........................................18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18
4.2变量选取与测度......................................18
5实证分析.........................................23
5.1描述性统计分析........................23
5.2相关性分析........................................23
5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实现对数据的整体把握。主要变量缩尾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1所示。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创新能力（InnTot）的最小值为2.3979，最大值为8.7213，标准差为1.2573，说明样本军工企业的创新能力存在差异；解释变量数字化水平（Digital）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2933，标准差为1.3190，说明样本军工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关注程度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中介变量潜在吸收能力（ACPo）的最小值为0.3655，最大值为29.8700，标准差为5.4729，现实吸收能力（ACRe）的最小值为1.4500，最大值为68.0900，标准差为13.3467，说明样本军工企业的吸收能力具有明显差异，且军工企业整合和利用知识能力的差异较其获取和消化知识能力的差异更为显著，同时ACPo和ACRe的中位数均小于样本均值，说明样本中超过半数军工企业的潜在和现实吸收能力低于样本平均水平。此外，控制变量股权性质（ShareH）的均值为0.2982，说明样本中近30%的军工企业为国有企业。上述变量存在的非异常差异，为本文提供了多样性的观测样本。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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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织变革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立足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以384家上市军工企业2015-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其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军工企业越关注数字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越有利于其引进和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引入智能化生产制造设备、构建数字化服务评价体系、打通信息壁垒、拓宽信息渠道等方式，从生产方式、业务流程、决策模式、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协作关系等多个方面推动军工企业的转型和升级，赋能军工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2）军工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其二维吸收能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对数字技术关注度越高、应用越深入的军工企业潜在吸收能力越强。高数字化水平的军工企业能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有效利用，拓宽外部知识的获取渠道、提升外部知识的内化效率，使企业的潜在吸收能力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对数字技术关注度越高、应用越深入的军工企业现实吸收能力越强。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使军工企业的业务流程更加合理高效，有利于对外部异质性知识的利用和内外部知识的创造性融合，赋能企业现实吸收能力提升。
（3）军工企业二维吸收能力对其创新能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军工企业获取和消化知识的潜在吸收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其创新能力。潜在吸收能力拓宽了军工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认知广度，有助于企业获取和吸收有价值的知识，并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大量知识与技术积累。另一方面，军工企业整合和利用知识的现实吸收能力的提升也能够增强其创新能力。现实吸收能力有助于军工企业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知识的有机融合，将外部异质性知识与内部现有知识充分整合，形成新的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