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本文是一篇财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动因与效果，依据相关理论将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思想与企业金融化进行有效结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采用实证检验方法，分析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实体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根基，伴随着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日渐清晰。企业金融化有可能是出于套取更多利润等投机性动机，也有可能是出于防范现金流断裂、对冲风险、拓展融资渠道等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两种不同的动机下，企业金融化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就企业金融化出于投机性动机而言，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不停地将资金配置到金融体系内以赚取超额回报，引致资金在金融内部空转，进而导致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意逐渐偏离。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不断困扰着实体企业，出于逐利性，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也通过将资金配置到金融、投资性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上以谋求收益。出于投机性动机的企业，其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在削弱实体经济这一经济发展根基的同时，也导致了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市场的不断积聚，增强了风险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传递，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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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企业金融化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言，第一，由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较大不确定性，同时为了规避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增加企业对于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投资作为资金储备，以应对因未来经营状况不确定引致的现金流不确定，从而预防现金流断裂风险。第二，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也可能会对企业主营业务造成负向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增加对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持有，或通过营运资本管理来降低主营业务受到的负面影响。第三，企业配置诸如期权等金融资产也能起到对冲风险的功能。在实际经营中，企业通常会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功能降低经营风险。第四，由于信贷歧视以及企业自身禀赋差异，融资约束问题在中国市场尤为明显。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往往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融资。为了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状况，企业管理者也倾向于持有变现能力强的短期金融资产，以发挥“蓄水池”作用。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企业更倾向于配置流动性强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满足降低经营风险、缓解融资约束的需求，进而有利于实体企业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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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目的
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可能是出于防止现金流断裂等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可能是为了套取更多利润的投机性动机，这两种相反的动机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同样，儒家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产生促进或抑制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依据不确定性规避理论、集体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将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思想与企业金融化进行有效结合。基于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投机性动机，分别提出儒家文化促进或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对立性研究假说，并揭示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这有助于从儒家文化视角丰富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动因研究，引导企业正确配置金融资产，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的良性作用，从而为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意义、以及注重非正式制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隐性补充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第一，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文献从经营收益率、融资结构等微观企业因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监管环境等宏观因素出发，基于正式制度视角与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动机进行有机结合，解释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原因，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鲜有文献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探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儒家文化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符号，考察其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儒家文化对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儒家文化的异质性作用条件。这有效地充实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结构的文献，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层面的相关研究。
第二，延伸了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范畴。儒家文化作为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现有研究大多从哲学、法律环境、文学等学科视角对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而对于儒家文化与工商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已有文献大都采用规范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本文基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利用历史孔庙数据，量化儒家文化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的影响，细化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研究领域，延伸了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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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理论基础
2.1.1不确定性规避理论
不确定性规避是由Hofstede（1980）提出的一种衡量文化差异的重要维度[3]，被定义为人们对于不确定情境所感知到的威胁程度。具有强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群体更容易对严格的社会制度以及行为准则产生认同，同时抵制富有变化的思想和行为，主张标准化的契约与规则，而具有弱不确定性规避倾向的群体更容易接受宽容的社会环境，同时对新技术新思想的包容度较强（Joiner，2001；Maggetti和Trein，2019；Anzoategui等，2019；刘追等，2016；徐笑君，2009）[38-42]。
不确定性规避直接作用于风险观念（温日光，2015）[43]，企业管理者的经营决策行为与其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显著相关，企业对于不确定性的规避态度直接决定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意向，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内部控制、资本结构以及发展战略等方方面面（Dimaggio，1997；Carnes等，2019；Li，2021；Hsa，2020；Carvalho等，2021）[44-48]。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的市场主体，其承担风险的意愿越低，即风险规避倾向越高（温日光，2015）[43]。
2.1.2集体主义理论
最开始关于集体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领域。根据Triandis等（1988）的研究[49]，集体主义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个体重视与集体中成员的连结关系，把自己当作集体中的一员，同时重视集体利益，将集体利益放在高于个人利益的位置”。与强调自身利益和喜好的个人主义相对应，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罗国杰，2012）[50]，集体目标、相互依赖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内涵（杨建君等，2013）[51]。跨文化研究表明，与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文化不同的是，中国社会更加注重集体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Hofstede，1980；Triandis等，198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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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2.1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
文化理念深深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模式中，将对经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主要可归结为两类，即预防性储备动机与投机性动机。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风险规避主义”和“集体主义”会通过强化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企业金融化；同时，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诚信”以及“中庸”思想也可能通过抑制企业投机性动机，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基于儒家典籍与企业金融化动机密切相关的思想，以及不确定性规避理论、集体主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本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说：促进效应假说和抑制效应假说。
（1）促进效应假说。金融资产具有流动性贮藏和投资工具的双重属性（Lutz和Zessner，2019；Liu等，2020）[66-67]。相比于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同时诸如期权等金融资产投资也能起到对冲风险的功能。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应对因未来现金流较大不确定引致的潜在流动性短缺问题，企业将会持有部分短期金融资产或现金以减少流动性断裂造成的负面冲击，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风险规避主义”和“集体主义”将强化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
风险规避主义衡量了人们对于未来潜在风险的态度。“谨言慎行”的处世原则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一方面，儒家思想主张“谨言慎行”。孔子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论语·为政》亦记载“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主张“谨言慎行”的风险规避主义。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主张“居安思危”。荀子云：“平则虑险，安则虑危。”（《荀子·仲尼》），体现着儒家学说中“居安思危”的风险规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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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证研究设计................................21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1
3.2变量选取....................................21
4实证结果及分析...................................28
4.1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回归分析..............................28
4.1.1相关性分析.........................28
4.1.2分组差异分析......................29
5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53
5.1研究结论................................53
5.2相关建议......................................54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回归分析
4.1.1相关性分析
表4-1为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儒家文化（Confucian）与企业金融化（Financial）的相关系数为0.022，同时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强，其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这初步支持了文本的假设H1-a的促进效应假说。同时，相关性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其余控制变量也与企业金融化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需要在控制其他变量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此外，各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在合理范围内，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财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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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5.1研究结论
实体经济配置金融资产可能会使企业偏离主营业务，但也可能为企业储备流动资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困境。厘清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对于发挥金融资产配置的良性作用至关重要。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儒家文化对于企业决策存在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是否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儒家文化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金融化？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儒家文化通过促进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这有助于预防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考虑到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及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贞节牌坊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同时经过重新构建儒家文化变量和企业金融化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儒家文化促进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儒家文化会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产生影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企业更倾向于增持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而减持流动性较差的长期金融资产，起到了储备资金的“蓄水池”作用。
第三，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受融资约束程度严重的企业对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敏感，这进一步确认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主要机制为强化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而非抑制企业投机性动机。
第四，基于企业自身因素和行业因素两个角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在经营风险较高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治理能力较弱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行业中更明显，这从侧面印证了儒家文化强化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居于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