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变局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思考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笔者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仅代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这样简单，香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要地，是在中国主权下按西方制度运作管理的一个政治特区，香港是让我们了解西方的绝佳窗口，香港的司法保障更是让西方愿意与中国交流和合作的一大重要原因，透过香港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和谐并行。
第一章 香港何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节 金融中心的定义
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界定是研究国际金融中心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不容易。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并未对金融中心有一致的定义，这让金融中心的定义变得复杂。归结起来，国内外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从金融机构定义出发界定
第一类，以金融机构定义金融中心，强调金融中心是资金、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等金融要素的聚集地。如：我国学者谢太峰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资金的集散地24；杨咸月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市场25；倪鹏飞和孙承平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的聚集地26；洪葭管强调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交易的集中地27。
二、从功能观出发界定
第二类，强调功能观，侧重于描述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后具有的某些功能。最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金融学家Kindleberger，他认为金融中心汇集了银行、证券发行和交易商，不仅能协调私人企业的储蓄和投资，将金融资本从储蓄者手中传递到投资者手中，同时还会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的存款转移。国际金融中心不但为国内区域间的支付提供了产所，更为典型的是它提供了专业化的国际支付和借贷服务。也就是说，Kindleberger强调金融中心的交易，储藏和中介功能（即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28。我国学者项俊波也强调金融中心的中介功能29；王力和黄育华强调金融中心的清算功能30。
三、国际金融中心定义
总结来说，国际金融中心可被定义为跨国界或地区范围内发挥金融资源聚集或辐射功能31的中心城市32。按照影响范围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为三类：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与非金融中心的区别是具有金融聚集和辐射的功能，与国内金融中心的区别是国际金融中心是跨国界发挥功能的地区，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与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不同是金融辐射的半径长短不同。
第二节 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优势
按照影响范围不同金融中心可以分为三类：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地区能有效的把储蓄中转至投资，或把闲资调动至具有生产效用的经济环节上，就可促进经济增长，财经界一般称此为“金融中介”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任何能够促成国际性金融中介活动，使其发挥金融聚集或辐射功能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公认的金融中介渠道有三种，即银行、债券及股票。而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确保这三种中介渠道均有能力吸引外地储蓄和机构前来投资或在港集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由于此后 20年中国经济崛起，使它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33。2008 年香港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中心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城市之一，并与伦敦、纽约并称为“纽伦港”，足以想见其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且每年定期发布有关经济竞争力报告的两个主要机构是瑞士桑落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简称 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 WEF）。从 1990 年开始，IMD 会每年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该国家和地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并为其排名。评估以四大标准为核心：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商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在前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 2020 年》中香港排名跌落第五，而 2017 年香港是排名世界第一，之后连续 2 年位居世界第二;从排名全球前 20 来看，IMD 评估专注于创造有利商业发展的规则和基础设施34。自香港参与 IMD 评估以来排名一直维持在全球前十35，这与其作为全球领先的银行和金融中心，实施简单易行和较低的税收，以及不限制资本流动来鼓励创新等举措密切相关。
第二章 中美变局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一节 2019年的香港运动爆发
2019-2020年于香港是极为动荡的一年。香港原已同世界各地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条例，可台湾、澳门和内地并不包含其中，这使得香港在2019年6月12日解决“陈佳同案”中处理“恶性杀人刑事案件”时遇到了法律制度障碍。为完善香港法律制度，确保香港不成为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责任的天堂，香港政府决定展开《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事宜条例》的修订，然而这却成为引发“修例风波”的导火索。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后，香港民生经济遭到重创，旅游业收入大幅下降，恒生指数暴跌，暴力袭击者打砸建筑设施，阻碍交通，导致金融机构业务中断，各界对香港产生信心危机，引起部分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为解决香港问题，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国安法》颁布后，香港金融重新平稳发展。至2020 年7月2日，香港股市的表现逐渐回暖，股市涨幅为2.85%，为当日亚太地区的最高涨幅，涨幅同比高于新加坡为3.5%；另外，CDS 42同样维持在低风险水平，其数值为48。43由此可见，虽然香港经济正在遭受外部事件的冲击，但其金融业仍具较强韧性，基本呈现出正常发展态势。但是对于《国安法》的影响，仅从近期数据评判过于片面，更重要的是对国安法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长期影响进行客观判断。
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就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自2019年起的一年的时间里，香港的整体排名已从第三滑到第六，被新加坡和上海等同行超越。44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又使得批评人士进一步质疑香港的命运。美国总体唐纳德·特朗普对《国家安全法》做出的回应是取消自回归以来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包括取消出口许可豁免等待遇，大多数分析师将此视为香港全球经济和金融地位终结的开始，并预测香港会与内地金融中心趋同---随着外国资本和市场机构撤离香港，香港的全球金融联系功能将逐渐减弱。
第二节《国安法》对香港金融的影响
《国安法》固然已经使得香港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却难以恢复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最近已经有迹象表明《国安法》后，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新加坡，正在从滑落至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第七位的香港身上获益。截至2021年4月，新加坡金管局（MAS）最新数据显示，当地银行4月来自非居民存款按年增加44%至621.4亿坡元，连升4个月并创纪录新高。另外，当地4月外币存款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达到创纪录的270亿坡元，今年首4个月亦增长近两倍。数据还显示，设立在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近几个月也翻倍达400间。反观香港，为跨国企业高层提供搬迁服务的Asian Tigers香港行政总裁Rob Chipman指，从业务量来看2019年以来企业高层迁入香港的活动锐减一半，而撤离香港则增加三成。香港地区的作用看似正被“分薄”，而新加坡是受益者。不仅如此，根据咨询公司莱坊（Knight Frank）发布的报告，2020年新加坡净资产超过3千万美元的“超高身价”人数比前一年增加345位，高资产人口增加速度仅次中国、瑞典。部分知名企业也在考虑缩减或退出香港。如欧莱雅表示，它们在缩减香港业务的同时正在新加坡和上海拓展业务。索尼互动娱乐和 Moët 表示，部分员工已经迁往新加坡。而韩国互联网搜索公司 Naver Corp. 也表示将删除位于香港地区的备份服务器，并将其转移到新加坡，以保护用户数据。
不难看出，尽管国安法已经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却并没有完全赢回各方对港经济的信心。为什么《国安法》可以平息动荡却难以恢复香港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繁荣和稳定？《国安法》的颁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长期影响如何？《国安法》后香港金融中心是应重建还是努力维持香港原先的金融结构和生态？这看似是三个问题，实质是围绕一个核心逐步解答的递进过程，只有解决前两个问题，才能回答第三个问题。
第三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分析.................................24
第一节 香港无可替代的贡献......................................24
第二节 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能走多远？..................30
第三节 三种选择：替代、融合与重建.......................................32
第四章 探寻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37
第一节 香港问题的症结......................................37
第二节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新定位................................39
第三节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议...............................41
结论...................................45
第四章 探寻国家性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
第一节 香港问题的症结
香港问题是全球化问题的一个缩影，与美国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类似，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产业升级”，香港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内地。这种改变类似于欧美国家90年代以来才经历的大规模工作岗位离岸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趋势。香港随后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但是金融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少，只有极少数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才能匹配，无法惠及普罗大众。
同时大量移民也为香港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人中包括一百万单程移民，其中，中低技能劳动者会分流本地中低技能工作岗位，并分享优先的社会福利资源。高端人才移民（内地背景出身，在中环上班的金融或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则在抢占相关核心产业的岗位。移民带来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并且容易造成冲突，这主要表现在香港人的地方主义族群意识。本地人认为大量内地人前来会影响和稀释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给当地人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同时，先辈的逃港经历仍旧在21世纪的香港传播并妖魔化内地形象。
并且，原教旨/野蛮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65也对香港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将香港地区政府采取的市场化的、资本家利益先导的房地产政策与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香港地区有一个坚定的以原教旨主义方式践行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型态的政府和精英，这与美国等国家颇为相似。在自由市场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制度下，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经济最不平等者，中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差距越来越大，无法享受香港繁荣带来的成果，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结论
香港2019年以来的政治局势演变使香港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充分表明国家安全一旦得不到维护，繁荣稳定便无从谈起。必须承认的是香港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已然使得香港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而为解决香港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香港目前受到的冲击与面临的挑战，包括香港在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定义下其国际金融中心遭受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质疑，以及《香港国安法》颁布后中美摩擦升级香港所面临的挑战。其次，本文通过探寻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历程，总结出香港能够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五大特性：内外部优势、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完备的法治环境、独特的基础设施以及市场金融环境。之后，依据香港金融中心特性，结合金融稳定理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走向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明确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性是中国内地金融中心乃至亚洲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不可替代的。其次，对于香港金融市场能走多远，根据不同的国内国际情况提出三种可能性：替代、融合与重建，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可能会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澳门替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会逐渐融入大湾区发挥整体功能，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会在现有基础上转型重建。并认为香港进行金融中心的转型重建是最符合国情的推断。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安法》的颁布在国内社会治理层面，为香港提供了解决扰乱社会治安乱象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以立法形式保障了香港人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秩序与稳定性，使得香港营商环境有所保障，而营商环境是稳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础。其次，从国际层面而言，《国安法》的颁布有助于打击暴恐组织和恐怖主义，对国际与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可以形成有效打击，使香港自由流动的信息更多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以及香港的经济发展而服务。避免因暴恐活动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和，赢回各界对港经济与投资信心。《国安法》的颁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固和民生发展的作用重大，但是每个法律都有自己的边界，对于香港的国际司法裁决和国内司法裁决并不会起到覆盖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