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检验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是一篇投资分析论文，本文首先对中国1990-2020年的数据进行散点图和模型回归，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最新界定，并选取不同国家进行国别对比。其次引入中国2003-2020年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IDP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净投资发展的其他因素，并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进行区域划分，研究影响因素的区域间差异。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双向直接投资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各国进行双向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渐扩大，中国也迎合全球化浪潮进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即双向直接投资的能力逐渐增强，投资发展阶段也在逐步上升。
根据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连年增长，已经从1990年的101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49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4.46%；中国在全球双向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37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存量保持全球第三。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逐步提高，国际贸易地位和国际参与度提高。
当前，我国国内处于“十四五”建设阶段，国际上也正处于百年大变局深度调整期，全球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双向直接投资虽然收获颇丰，但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和国外环境，双向直接投资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上环境日趋复杂，风险加剧。新冠肺炎的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际货物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阻碍，跨国投资持续疲软。随着反全球化的深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加剧，贸易壁垒增多，贸易摩擦加剧，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面临重塑，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加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国内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时值“十四五”建设关键期，提出了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突出技术创新，着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格局，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国内面临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面临新冠疫情影响和国际竞争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中国的双向投资发展遇到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研究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侧重于双向直接投资的特点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分析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通过省际面板数据探讨各省影响因素的差异，从而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施提供数据研究基础上的政策建议。
主要研究内容为：
（1）分别从吸引外资（IFDI）和对外外资（OFDI）两个方面研究当前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现状，分别从规模、投资方式、产业结构、区域布局、投资主体等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政策和数据的分析，研究了双向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从中发现其优点与不足。
（2）检验中国现背景下IDP所处阶段。选取中国1990-2020年的最新数据，以Dunning（1981）提出的IDP理论模型为基础，参考Dunning二次方模型、Buckley（1998）的五次方程回归方法和Bellak（2001）多项式模型的方法进行检验。比较三种方法中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确定最终模型，对中国的IDP阶段进行检验，并对中国的省际数据进行适用性检验。此外，选取9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对比参考，对比中国IDP阶段在全球中的水平，发现中国的不足之处。
（3）研究中国对外净投资发展的影响因素。把中国30个省、直辖市2003-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在IDP理论的基础上拓展模型。通过阅读文献并且分析选出对对外净投资影响较大的因素，例如知识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素质、政府资源配置、外贸依存度、经济结构因素等，先利用因子分析降维选出公共影响因子，再运用STATA15.1对中国整体省际数据和分样本数据进行模型回归，分析对中国和不同区域发展阶段影响较大的因素，比较区域差距，以此提出发展建议。
2文献综述
2.1关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研究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理论）的前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7）系统阐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含义，认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跨国公司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要素，也被称为OLI范式。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公司所拥有或能够取得的外国公司没有的或不可能取得的财产或产权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独特的政策和市场优势，如自然资源、市场规模等自然条件，以及制度、教育水平等；内部化优势是企业通过对其资产或产权的内部化而获得的优势。
从OLI范式的角度来看，即使企业拥有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若无法在企业内部有效地使用，就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只能通过特许的形式将其转移出去；如果具有内部化优势，但没有区位优势，那么，它就可以在本国制造，然后出口到国外，而不是在理想的境外地点；只有当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企业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Dunning（1981）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在OLI范式的基础上，选取了67个样本国家，对其1967-1978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创新性地发现，随着一国经济水平（以人均GNP表示）的提高，该国对外净投资额（以人均NOI表示）会沿着某种特定的路径发生变化，先后经历四个阶段，并由此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其核心理念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其相对应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该理论后又经过数次修改最终形成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五阶段理论。UNCTAD（2006）根据这一理论，利用新的样本和数据又一次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此为依据对区分不同阶段的人均GDP值做了重新界定，如图2-1所示。 2.2关于IDP理论适用性的实证研究
针对各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是否符合IDP理论，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外学者Buckley和Castro（1998）在IDP理论成型后，首先利用葡萄牙1943-1996年的数据，验证葡萄牙是否符合IDP理论，发现葡萄牙处于第三阶段，并且葡萄牙的投资情况还会受到政府政策和外部政治变动的影响。Bellak（2001）以奥地利1990-1999年的数据为样本，Barry等(2003)以爱尔兰1980-199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都证明了IDP理论是有效的。Gorynia等（2007）对波兰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波兰1995年进入IDP第二阶段，2003年位于第二阶段尾期，但是作为转型经济体波兰的NOI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Katherin Marton（2007）利用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检验中国的IDP阶段，证明中国符合IDP理论，现阶段处于第三阶段。Simona等（2010）研究了罗马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发现罗马尼亚2007年进入IDP理论的第三阶段，Verma和Brennan（2011）证实了印度的FDI也遵循IDP理论。Marcin Kuzel（2017）、Marian Gorynia等（2019）都对波兰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行了研究，均认为波兰处于IDP第二阶段末期和第三阶段早期。
国内学者首先对IDP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刘红忠（2001）很早便对中国的发展实践进行验证，并指出中国已位于IDP理论第二阶段。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李辉（2007）都认为中国的直接投资仍旧处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正在向着第三阶段发展，薛与朱认为中国投资水平发展滞后，而李则预测了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未来五年的发展情况。随着我国FDI进一步发展，黄武俊和燕安（2010）、朱华（2012）都认为中国已进入IDP理论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结论也与2007年薛求知和朱吉庆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彭刚（2013）通过对中国1985-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截止2011年，中国仍然没有迈进第三阶段，还处在过渡期，对外投资发展较慢；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还得出NOI对GDP的依赖程度会随着GDP水平的上升而降低，截止2011年尽管我国的投资发展已超前于经济发展，但是仍然存在NOI过度依赖于GDP水平的问题。苑生龙（2017）在中国资本净输出的最新状态下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重新界定，分析认为中国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已进入IDP理论的第四阶段。郜志雄和卢进勇（2020）也认为中国国目前已经进入IDP的第四阶段。
3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发展现状研究........................13
3.1中国吸引外资（IFDI）现状...........................13
3.2中国对外投资（OFDI）现状.............................17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最新定位及国际比较.............................22
4.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初步观察........................22
4.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检验...........................23
5中国对外净投资影响因素分析......................32
5.1影响因素选取及因子分析...........................32
5.2模型总样本回归分析.................................37
5中国对外净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5.1影响因素选取及因子分析
根据第四章的分析，我国各省的对外净投资服从“U”形曲线分布，IDP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各省的数据，然而拟合优度并不是很高，表示Buckley五次方模型虽能解释中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能完全拟合，这也证实了第四章中的结论，即随着经济体经济水平和投资水平的上升，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发展还受除经济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本章将对IDP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其他因素对投资能力的补充影响。
IDP理论在研究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宏观变量的影响，从经济层面进行测度，同时强调了政府引导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但是对于经济体发展的制度因素、财政政策、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其他因素缺乏全面的解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但是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作为母国的所有权优势有所欠缺，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策等弥补了所有权优势的不足，推动了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繁荣发展。中国作为国土辽阔的大国，各个省、直辖市资源禀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省、直辖市的制度、政策等也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国及各省的对外净投资发展情况时，应该将其他多种因素纳入IDP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从经济发展、制度特征、政策方向、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多个层次进行细致分析，以便更好地对中国的内部对外净投资情况进行研究。 6结论和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对中国1990-2020年的数据进行散点图和模型回归，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最新界定，并选取不同国家进行国别对比。其次引入中国2003-2020年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IDP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净投资发展的其他因素，并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进行区域划分，研究影响因素的区域间差异。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现阶段中国对外净投资仍处于第四阶段。从人均对外净投资额来看，中国自2015呈现正数趋势后，于2016年暂时达到最高值，2016年后逐渐下降，至2019年又呈现负数状态，2020年增速较快又回到正数水平，看似符合IDP理论对第五阶段围绕横轴上下波动的描述，但是由于中国NOI转正时间并不长，围绕横轴上下波动的状况还不明显，并且NOI并未达到最高值并完成逐渐下降，现有数据还不能充分说明中国已达到第五阶段，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第四阶段。
第二，中国对外净投资（NOI）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于2020年达到10500美元，根据UNCTAD标准仍属于投资发展路径第三阶段初期，离第四阶段的35000美元还有很大距离，但从人均对外净投资额来看中国已于2015年步入第四阶段，对比而言中国对外净投资呈现超前状态。通过国际比较，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对外净投资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水平低，各区域发展很不均衡的状态，向上发展空间很大。
第三，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提升，除GDP之外的其他因素对NOI的影响力增强。根据国际对比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巴西、印度、南非这类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新兴经济体，IDP理论的模型解释力度更高，拟合优度均大于0.7，而对于中国、泰国、沙特阿拉伯和智利这类对外净投资水平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拟合优度降至0.5左右，对于美国、英国和日本这类发达国家，拟合优度甚至降低到低于0.3的程度，发达国家在研究时间段内已发展至投资发展理论后期即四、五阶段，IDP理论解释力度下降，说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提升，对外净投资的发展除了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