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探讨——基于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本文从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和民间金融三个维度考量金融发展，选取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和民间金融分别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OFDI提高GTFP所存在的最优区间。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忽视了能源的不可再生和环境污染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国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为了改善这种发展的困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被视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绿色转型的本质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增加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生产模式[1]。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为其提供了基本传导路径[2]，经济全球化加速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我国也积极投入到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中，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和政策，并且依靠欧盟国家先进技术、新兴国家市场潜力以及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劳动力等要素，使得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中OFDI较强的国家之一。在我国积极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OFDI额持续增长，行业分布广泛，并购领域进一步扩大，截止2019年，我国OFDI存量高达22000亿美元，规模升至全球第三，流量达到2266.5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我国OFDI持续增长正是实现经济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3]。
近年来，OFDI与GTFP的关系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然而资金支持是实现OFDI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的基础，跨国企业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技术需要本国公司人员培训、跨国公司员工回流和购置相关设备等现实条件，由此产生的昂贵费用离不开母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支持，高效的金融发展体系为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转化和创新提供必备的资金保障[4]。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的研究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关于多项投入以及正向产出的效率测度结果，已无法满足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要求，Hailu和Veeman（2000）等学者认为应该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中加入能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以便更精准的测度经济的绿色增长效应，这种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被认为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6]。目前关于主要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DEA）两种方法测算GTFP，第一种方法需要假定函数形式、误差项的分布等，而第二种方法由于不要求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或者确定指标的权重就可以对生产率进行分解，被应用的更为广泛[7]。
数据包络分析法多用于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效率测度，但早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无法包含非期望产出，由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能有效地解决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Chung et al.（1997）等学者提出方向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构建了ML生产率指数测算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了“坏”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测算指标，符合当今绿色发展理念[8]。朱承亮（2014）运用基于DDF的ML生产率指数测算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地区经济差距增大的主要因素[9]。由于方向距离函数采用径向的、角度的测度方法，再加上ML指数无法观察生产效率的长期增长趋势，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在此研究基础上，Ton（e2003）和OH（2010）建立了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导向的方向距离函数（Slack-based Measure，SBM）和GML生产率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测量方法更符合实际生产规律[10-11]。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母国跨国企业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行为，通过资本流出实现资本转移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波动性大，采用存量数据研究OFDI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具有稳定性和实用价值，结果更具合理性。张建和李占风（2020）、郑强（2017）均采用存量数据表示对外直接投资[2] [5]。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三种类型[50]。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通过对发达国家投资获取先进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形成技术外溢效应，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对应欧盟国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通过对资源充裕的国家进行投资可以有效控制外部资源，保障母国的资源供给，主要对应东道国。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把握国外消费者，进而进行的资本流出活动，主要对应新兴国家。在此研究基础上，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基于CH扩展模型，实证分析投资动机差异视角下O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只有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其余两种类型却呈现负向效应[51]。谷克鉴等人（2020）从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层面衡量OFDI指标 [52]。
2.1.2  金融发展
随着金融结构论和金融深化论等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发展，金融发展的概念也在不断完善[53-54]。总的来说，金融发展是金融系统内的相关要素在规模、结构、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动态发展过程，是金融体系优化升级的过程。按照戈徳史密斯的解释，金融发展被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两个方面，不同类型、数量和效率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不同特征的金融结构[55]。我国的金融发展分为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是资本需求方和供给方直接联系，降低交易成本，包括股票和民间金融等融资模式，银行等金融机构是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理论基础
2.2.1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OFDI开始萌芽，在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学术界的诸多学者摸索和探究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取得显著成效。
（1）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在于：第一，具有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技术小规模化更具备可适性且成本低廉，在生产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更具有优势[60]。小规模技术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处于OFDI产品生命周期末期，只适用于小规模生产企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是由Lall（1983）根据探究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OFDI动因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滞后，但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并根据中国发展家实际国情对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改造和革新，使其更本土化，成为本国独有的经济优势[61]。与传统的模仿和复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根据母国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加以革新和升级，发展成属于自己的新技术。
（3）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在技术地方化理论形成的基础上，Cantwell & Tolentin（1990）基于产业升级的前提下提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由。该理论认为任何国家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则集中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二次创新[62]。由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判断出发展中国家研发创新能力逐渐提升，研发创新能力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明显地促进母国OFDI水平，即上述观点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和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该国OFDI水平的产业分布和区位分布，该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学习能力和组织效率的提升获得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该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第3章  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分析 ........... 23
3.1  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23
3.1.1  总体规模与基本特征 ........................ 23
3.1.2  区域结构分析 ........................ 27
第4章  实证分析 ............................... 41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41
4.1.1  变量选取 ........................... 41
4.1.2  数据来源 ............................ 42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58
5.1  研究结论 ............................... 58
5.2  对策建议 .......................... 59
第4章  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4.1.1  变量选取
（1）对外直接投资（Lnofdi），对外直接投资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关于OFDI的数据有存量和流量两种，由于本文研究的OFDI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流量数据具有波动性较大的特征，因此本文参照张建和李占风（2020）的做法采用各年中国非金融类OFDI存量，并运用各年末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通过GDP平减换算为以2002年为基期的可比价[2]。此外，为了减小极端值影响，缓解异方差问题，降低数据的波动性，本文对OFDI进行对数处理。
（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依据前文界定，借鉴高苇等人（2018）的做法，选取第三章测算的GTFP作为被解释变量[91]。
（3）金融发展(Fin)，在金融体制渐进性改革进程中，股票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在提高GTFP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姚耀军研究金融中介功能时指出，占据国民生产总值65%的非国有部门只有不到20%的私人信贷来源于银行部门，主要依靠民间金融解决融资约束，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部门的补充，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解决其融资约束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弥补以往研究对金融发展指标衡量的现有缺陷，本文参照孙力军（2008）的方法，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银行部门的发展[92]；参照钟腾和汪昌云（2017）的做法，以股票流通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股票市场的发展[93]；参照李健和卫平（2015）的做法测算中国各省级地区的民间金融发展水平，研究三种不同融资渠道的金融发展对OFDI提高GTFP的资金补偿效应[85]。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OFDI对GTFP影响的理论分析，并从金融发展吸收能力层面对OFDI的绿色理论机制进行扩充。然后，运用基准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的线性特征及区域异质性，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讨论非线性关系及区域异质性。最后，在OFDI作用于母国GTFP增长的过程中，母国金融发展水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充沛的资金支持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进而推动OFDI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吸收能力的不平衡性，为了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补偿效应存在的最优区间，本文从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和民间金融三个维度考量金融发展，选取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和民间金融分别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实证考察OFDI提高GTFP所存在的最优区间，研究结论如下：
（1）全国样本估计中，我国省际GTFP在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OFDI显著提高GTFP，分区域样本估计中，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明显不均衡，OFDI对GTFP的促进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OFDI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2）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发现，OFDI与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效应，当跨过第一门槛值6.7568时，对GTFP的提高增长了21.83%。分区域样本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未通过单一门槛效应检验，西部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效应检验，东部和中部地区OFDI对GTFP的影响与西部地区门槛效应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显著的线性影响规律，每当OFDI提高1个单位，分别推动GTFP提升24.11%和19.41%。对于西部地区而言，OFDI与GTFP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及对外直接投资单重门槛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