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思考——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认为加大科技创新以提升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绿色引导效应，缩短其绿色约束效应。由前文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机制检验知，技术创新是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中介变量，提升技术创新力度有助于提升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面影响。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1.选题背景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扩张，世界生态系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出现了资源耗竭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2018 年经合组织发布的《空气污染的经济后果》报告书指出，全球大气污染较为严重，未来大气污染将带来 26000 亿的经济损失；由《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能源结构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较为严重。据统计，我国的水泥、钢材和煤炭的消耗量达到了全球总消耗的一半，石油进口量也达到了全球第一，资源耗竭较为严重。其次，我国京津冀地区和长江三角地区的雾霾问题非常严重，同时我国大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等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这些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增长，推进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11 年，经合组织在《迈向绿色增长》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取，迫切需要向经济绿色发展模式进行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也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把“推进绿色发展、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专门章节来加以部署，还提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诸如调整产业结构等推进绿色发展的传统手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调控环境污染外部性的“有形的手”，对于各国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各国纷纷出台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日益严格，已成为各国用来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出现弊端，市场化环境规制开始应运而生，在当前受到了各国的青睐。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为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有些学者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得环境污染得到改善，相反还使得环境污染更为严重；有的学者发现环境规制虽然带来了环境的改善但是严重制约了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现象统称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失灵(CARTERTS,1997)。然而，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实际起到了正向作用，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显现，认为在长期内，环境规制能引起绿色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使得环境污染得到了改善，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对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查冬兰,2012)。

（二）文献综述
1.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研究
（1）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有较多的研究，但绿色发展是一个比较具有中国色彩的词汇，相对于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在外文期刊不常见，在世界也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但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虽然词汇不同，但其所追求的目标和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强对环境的保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对绿色发展效率、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增长效率没有进行统一的定义，对其内涵的界定大多数是从经济效率延伸而来的。现有的研究在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进行定义时，基本围绕资源、环境和经济这三个方面。钱争鸣（2013）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将绿色经济效率定义为考虑了资源投入、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效率指标，是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后，所有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的效率。张博文（2017）将考虑了污染产出的投入产出效率定义为绿色经济效率，认为该效率可以较好地评价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赵昕，赵瑞等（2018）认为绿色发展效率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考虑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的一种效益，是一种在投入了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后得到有效产出的一种效率。综合以上学者对绿色发展效率概念的定义，本文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同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效率是在资本、人力和资源等要素投入下，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增加社会福利的程度。
（2）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
对绿色发展进行评价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首先从测算方法来看，对效率的研究最早来自于国外，根据 Coelli et al.(2005)等人的总结，效率评价方法主要有参数和非参数方法,参数方法又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方法为主,如于伟(2016)等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测度了 2002－2012 年间各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分析空间互动状态下城市化进程对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的影响。范建双（2017）将环境污染排放纳入模型框架，采用了超越对数随机边界分析模型测度了我国 2000 年到 2014 年 30 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然后对不同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差异趋势进行了分析。由于随机前沿法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模式，在复杂的情况下，难以符合现实数据和条件的要求，因此目前学术界最常使用的测算绿色发展效率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如胡博伟(2020)等运用SBM-Undesirable 模型对 20 个中国北方干旱区资源型城市 2006—2016 年静态效率、动态效率进行测度；李晓阳，赵宏磊（2018）选用 Super-SBM 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测算，并且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的人力资本的产业转移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二、世界主要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和环境规制现状分析

（一）世界主要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现状分析
1.绿色发展效率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本文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同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效率是在资本、人力和资源等要素投入下，实现经济增长、环境提升和社会福利增强的一种程度，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1）指标的选取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两个主要观测模型：传统的经济效率模型和绿色发展效率模型，其中传统的经济效率模型是基于单一的经济产出，而绿色发展效率不仅考虑了经济产出，还考虑了资源环境问题，体现了绿色发展的思想。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理论以及参考王晓岭（2015）和袁润松（2016）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以下指标：传统的经济效率模型以劳动、资本和能源消耗为投入变量，以经济效益为产出变量。绿色发展效率模型以劳动、资本和能源消耗为投入变量，以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作为期望产出变量，以 Ɛ2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变量。具体选取指标如下：
①劳动力
劳动力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拥有劳动能力的人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本文选用劳动力总数作为投入指标之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非期望产出指的是对环境造成不好影响，投入资源后会产生污染物和排放物等的一些产出。目前国内学者以各种污染物作为非期望产出，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废水、废渣等。在跨国的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学者多选用  Ɛ2的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的指标。
（二）世界主要国家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
1.世界主要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特点
（1）综合性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各国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综合性地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体现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多样性。例如，欧盟实行了环境税收政策，该政策综合运用了市场机制、财税政策和行政手段等多种政策工具，目的在于鼓励企业从源头控制污染。瑞典从21 世纪初便开始征收垃圾填埋税、氮氧化物税和二氧化碳税等环境税，并在之后为了减轻能源部门税收负担，进行了绿色税收改革，豁免了能源税，或者采取税收减免政策。奥地利采取的是终极动员式导向的环境规制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强制性和高效性，为奥地利早期的绿色技术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政府采取的也是综合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改革工业结构、资助基础设施建设、对环保技术和污染处理装备进行大力投资等。而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是以命令型来实行，主要是政府以行政手段对环境进行直接的调控，或者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对环境进行控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2）具有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法律制度保障
欧美国家具有比较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加强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例如欧盟正是通过对环境政策立法的不断完善，才保证了其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成为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典范。德国具有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制法律制度，在 1972 年通过了第一部环保法《垃圾处理法》，90年代将环境保护写入了《基本法》，目前德国涉及的环境法律法规有 8000 多部。法国同样有较为完善的环境政策法律制度，如法国制定的《综合环境政策与协商法》，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较好的法律保障。我国也颁布了一些环境相关的法律。如 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2004 年至今颁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这些法律保障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也表明了我国对于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决心。
（3）具有支持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
欧美国家具有许多支持环境政策实施的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荒野协会”、“地球之友协会”等环境团体，这些团体经常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环境决策者提供专家建议，从而影响环境规制政策的方向，也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日本会将环境保护教育作为一项必修课，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写入了法律，如《环境教育法》，通过该法律对社会公众进行环保教育。日本同时还为公众提供了了听证会、居民意见书等，以此可以获得公众关于环境治理的建议。我国也有一些支持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例如于环保相关的社团，中国环境组织等，这些组织也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四、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绿色发展效率受到经济、社会、政策、科技、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相关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绿色发展效率，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环境规制，同时参考吴传清（2018）等学者的文献，选取了4 项控制变量，分别为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对外开发水平。 在关于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其衡量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治理角度来选取指标，如以排污费、环境税、污染治理金额、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指标对环境规制进行衡量；而另一类基于环境规制效果的角度来选取指标，如工业排污率、GDP 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等。本文采用各个国家政府关于环境方面的财政收入来衡量环境规制，主要包括一些因不遵守环境法规而支付的利息、罚款、罚金和税收等收入。由前文知在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以绿色约束效应为主，长期内以绿色引导效应为主，所以本文将环境收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同时纳入模型。
（2）城镇化水平
一般来说，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符号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科技更为发达，管理更为规范，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绿化环境，在污染的处理和资源的利用上更有效率，在污染治理管理上更具规范，所以合理的城镇化可以提升整体环境效率，吸收农村过剩人口，同时带动农村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若城镇化扩长速度过快，会使得人口密度扩大，垃圾泛滥，空气污染加重；同时会使得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以及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在对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方面，选用了超效率 SBM- undesirable 模型对所研究的 27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也测度了27 个国家的传统经济效率，结合绿色发展效率采用 K 值聚类分析法对 27 个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接着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总结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绿色约束效应和绿色引导效应，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7 个国家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大多数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未实现 DEA 有效，中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所研究国家中排名靠后。从前文对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和现状分析研究表明，所研究 27 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未实现 DEA 有效，且大多数国家的纯技术效率大于规模效率。在 2009-2018 年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年均值整体的效率保持在 0.71 左右，波动不大；有的国家在研究年限效率呈上升状态，有的国家呈下降趋势。中国在所研究年度内整体上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且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均值的差距在逐渐缩小。K 值聚类分析将 27 个国家分为了 4 类，其中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属于绿色型发展模式，这些国家既兼顾了经济性又实现了绿色发展；像西班牙和以色列等国家属于经济型发展模式，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率，但在绿色发展方面做得依旧不够；芬兰和瑞典属于生态型发展模式，实现了较高的绿色发展效率，但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得一般；像中国、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属于双低型发展模式，经济性和绿色发展方面都是低效率，需要在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加强。
第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从前文环境规制对 27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 27 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显著，且整体呈现“U”型特征，符合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机制，即在短期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符合绿色约束效应，在长期符合绿色引导效应。短期内由于受到资源的约束，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造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力得不足；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投资，会挤占掉原本用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从而会带来生产率的下降以及资源利用率的下降，也会导致环境保护效果的不足，会使得绿色发展效率降低。但是在长期，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刺激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使得无法承受环境规制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实现环境保护增强和经济增长双目标，从而提升了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