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国际贸易分析
时间：2020-05-01 来源：51mbalunwen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在梳理以往关于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经典文献及前沿文献基础之上，将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质量升级理论相结合，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六个理论命题。命题 1：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呈“U”型走势；环境规制弱的时期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向的，但中长期来看，环境规制逐渐加强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2：贸易开放本身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但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提升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3：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呈“U”型，当环境规制逐步增强时人力资本由降转升；命题 4：贸易开放下，绿色技术进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命题 5：贸易开放下，随着环境规制逐步加强，环境规制将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随后对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测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对 1995-2017 年中国各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环境污染排放指标估算综合环境污染损失等，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测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利用贸易开放度对贸易开放指标进行测算。最后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自相关性检验以及计量模型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46
第一节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46
一、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46
二、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49
第四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统计分析.............................66
第一节 贸易开放指标测算............................................66
一、贸易开放指标测算方法.....................................66
二、贸易开放度测算结果.......................................68
第五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105
第一节 引言...........................................105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106
第七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人力资本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以往关于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经典文献及前沿文献基础之上，将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质量升级理论相结合，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六个理论命题。命题 1：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呈“U”型走势；环境规制弱的时期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向的，但中长期来看，环境规制逐渐加强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2：贸易开放本身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但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提升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3：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呈“U”型，当环境规制逐步增强时人力资本由降转升；命题 4：贸易开放下，绿色技术进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命题 5：贸易开放下，随着环境规制逐步加强，环境规制将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随后对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测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对 1995-2017 年中国各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环境污染排放指标估算综合环境污染损失等，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测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利用贸易开放度对贸易开放指标进行测算。最后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自相关性检验以及计量模型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U”型影响，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中国当前阶段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进步。由于绿色技术质量等级跨度更大（即研发难度更大），环境规制初期企业倾向于拿出一部分利润支付排污罚款或排污治理费用，而不是主要依靠绿色技术研发，而企业利润下降进一步减少了绿色技术研发可能性。贸易开放下，由于环境规制影响了厂商利润，企业可能发生跨国转移，进行绿色技术进步的主体数量下降，因此也不利于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继续加强时，厂商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利润更大，不得不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提升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时，较强环境规制下污染型厂商已经经过市场的甄选，不再进行产业转移，也不得不适应环境规制；较强环境规制也会激发厂商通过对外贸易加强“学习效应”，或者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模仿，进而提升绿色技术进步。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至强，绿色技术水平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情况一致。空间计量分析结果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U”型影响，同时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处于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进步的阶段。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雾霾、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农产品污染等事件持续曝光，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也在不断增强，首先体现在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持续升格。1982年，中国政府成立部委内设的环境保护局，1988年，正式成立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副部级），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199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2008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成为第23个完成批准协定的缔约方。2018年3月，国务院新组建了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全面落实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从环境保护部到生态环境部，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随着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持续升格，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步提出绿色环保发展之路，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国内环境规制强度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自2017年以来，中国国内出现史无前例的环保风暴，力图强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广东、山西等省也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先后实施“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环境规制问题持续成为中国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议题。我们不禁要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断提升环境规制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是在贸易开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存在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现象。
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形迥然不同。发达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在国内研发绿色技术与推行绿色生产，另一方面逐渐向国外转移污染产业，从而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质量在不断恶化，但是否应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却还存在疑议。主要原因在于担心提升环境规制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只能通过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来发展更多的污染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反过来想，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通过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促使就业岗位的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提升，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教育决策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可能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可以观察到，发达国家环境规制强且人力资本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弱且人力资本水平低，见表1.1至表1.4。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低是否就不应该大幅提升环境规制？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此前在学术界尚未有相关研究。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雾霾、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农产品污染等事件持续曝光，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也在不断增强，首先体现在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持续升格。1982年，中国政府成立部委内设的环境保护局，1988年，正式成立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副部级），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199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2008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国成为第23个完成批准协定的缔约方。2018年3月，国务院新组建了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全面落实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从环境保护部到生态环境部，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随着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持续升格，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步提出绿色环保发展之路，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国内环境规制强度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自2017年以来，中国国内出现史无前例的环保风暴，力图强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广东、山西等省也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先后实施“腾笼换鸟”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环境规制问题持续成为中国学术界重点讨论的议题。我们不禁要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断提升环境规制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是在贸易开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存在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现象。
全球气候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形迥然不同。发达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在国内研发绿色技术与推行绿色生产，另一方面逐渐向国外转移污染产业，从而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质量在不断恶化，但是否应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却还存在疑议。主要原因在于担心提升环境规制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只能通过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来发展更多的污染产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反过来想，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通过主动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促使就业岗位的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提升，从而最终影响人们的教育决策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可能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可以观察到，发达国家环境规制强且人力资本水平高，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弱且人力资本水平低，见表1.1至表1.4。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低是否就不应该大幅提升环境规制？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此前在学术界尚未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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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与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然后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构建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影响人力资本的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以中国 29 个省级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主要研究变量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测算，然后运用空间计量、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并提出系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思路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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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思路与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对人力资本的影响，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然后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构建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影响人力资本的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以中国 29 个省级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主要研究变量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测算，然后运用空间计量、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并提出系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思路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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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
现有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本概念内涵的阐释，对人力资本形成动因的探讨，以及人力资本与经济性理论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等方面。其中，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等；与人力资本关联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与
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溢出效应、产业聚集、产业结构、城镇化、环境污染、绿色发展、贸易开放等。（一）人力资本内涵
1935 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J.R.Walsh）在《人力资本观》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对人力资本概念作了阐释，并通过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计算了教育的经济效益。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尤其是在舒尔茨（T.W.Schultz）1960 年于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之后，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学说。至 20 世纪 60年代，众多经济学家包括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明塞尔（Jacob Mincer）等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更为清晰准确的阐释，这为后来的学者对人力资本应用在各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
现有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本概念内涵的阐释，对人力资本形成动因的探讨，以及人力资本与经济性理论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等方面。其中，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等；与人力资本关联研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与
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溢出效应、产业聚集、产业结构、城镇化、环境污染、绿色发展、贸易开放等。（一）人力资本内涵
1935 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J.R.Walsh）在《人力资本观》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对人力资本概念作了阐释，并通过个人教育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计算了教育的经济效益。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尤其是在舒尔茨（T.W.Schultz）1960 年于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之后，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学说。至 20 世纪 60年代，众多经济学家包括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明塞尔（Jacob Mincer）等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更为清晰准确的阐释，这为后来的学者对人力资本应用在各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关于人力资本概念内涵的代表性观点是舒尔茨（T.W.Schultz）于 1960 年提出的，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劳动者身上的无形资本。此外，他还对人力资本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论述，其中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认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以及迁移等方式形成；第二，认为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三，通过对美国的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认为人力资本支出不能仅仅简单地归为消费，而应该归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第五，认为劳动力的质量比劳动力的数量更重要，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有助于缩小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相对收入差距。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人力资本的定义，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亦称“非物质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自己身上的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文化技术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等等。除了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外，人力资本也是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海峥，2010）。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人力资本的定义，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亦称“非物质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自己身上的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文化技术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等等。除了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外，人力资本也是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海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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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源于“向底线赛跑”假说，认为贸易开放促使期望改善环境质量的发达国家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通过产业全球布局和进口高碳产品实现环境与经济利益；同时，贸易开放也促使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降低或保持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以引进和发展高碳产业并出口高碳产品。“向底线赛跑”理论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即是：环境成本是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要素（André and Esty，1997；Esty and Geradin，1997；Kim and Wilson，1997）。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向底线赛跑”假说展开，试图以经验数据验证该假说的存在与否。相关文献大部分支持了“向底线赛跑”假说，认为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存在不利影响，贸易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大于其贸易收益效应，污染产品出口会引起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比如，Woods（2006）分析美国贸易背景下环境规制变化时发现，当各州的环境规制严格度不一致时，如果一个州的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其竞争对手，则该地区将调整其环境规制标准，如果环境规制强度低于其竞争对手，则会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这支持了“向底线赛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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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的影响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源于“向底线赛跑”假说，认为贸易开放促使期望改善环境质量的发达国家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通过产业全球布局和进口高碳产品实现环境与经济利益；同时，贸易开放也促使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降低或保持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以引进和发展高碳产业并出口高碳产品。“向底线赛跑”理论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即是：环境成本是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要素（André and Esty，1997；Esty and Geradin，1997；Kim and Wilson，1997）。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向底线赛跑”假说展开，试图以经验数据验证该假说的存在与否。相关文献大部分支持了“向底线赛跑”假说，认为贸易开放对环境规制存在不利影响，贸易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大于其贸易收益效应，污染产品出口会引起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比如，Woods（2006）分析美国贸易背景下环境规制变化时发现，当各州的环境规制严格度不一致时，如果一个州的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其竞争对手，则该地区将调整其环境规制标准，如果环境规制强度低于其竞争对手，则会继续保持相对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这支持了“向底线赛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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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46
第一节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46
一、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46
二、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49
第四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统计分析.............................66
第一节 贸易开放指标测算............................................66
一、贸易开放指标测算方法.....................................66
二、贸易开放度测算结果.......................................68
第五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105
第一节 引言...........................................105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106
第六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引言
本文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了贸易开放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几种机制，现有文献认为贸易开放基于工资机制、信贷约束机制、技术进步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等方式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基于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相关文献，发现贸易开放能够作用于环境规制，并影响高碳与低碳（污染与清洁）的产业结构以及技术进步方向（绿色技术进步），基于此，本文认为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就业结构和岗位技能要求，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换言之，环境规制很可能是贸易开放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一种机制；同时，环境规制还可能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一种设想，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可能使得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如果上述设想成立，那么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贸易开放加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经济技术结构和就业结构，从而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最终实现本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这对中国以及其他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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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本文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了贸易开放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几种机制，现有文献认为贸易开放基于工资机制、信贷约束机制、技术进步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等方式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基于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相关文献，发现贸易开放能够作用于环境规制，并影响高碳与低碳（污染与清洁）的产业结构以及技术进步方向（绿色技术进步），基于此，本文认为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就业结构和岗位技能要求，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换言之，环境规制很可能是贸易开放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一种机制；同时，环境规制还可能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一种设想，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可能使得环境规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如果上述设想成立，那么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贸易开放加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经济技术结构和就业结构，从而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最终实现本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这对中国以及其他具备一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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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人力资本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梳理以往关于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经典文献及前沿文献基础之上，将 Acemoglu et al.（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和 Grossmanand Helpman（1991）提出的质量升级理论相结合，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六个理论命题。命题 1：贸易开放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呈“U”型走势；环境规制弱的时期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可能是负向的，但中长期来看，环境规制逐渐加强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2：贸易开放本身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但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提升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命题 3：贸易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呈“U”型，当环境规制逐步增强时人力资本由降转升；命题 4：贸易开放下，绿色技术进步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命题 5：贸易开放下，随着环境规制逐步加强，环境规制将以绿色技术进步为传导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随后对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测算，利用 DDF 方向性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对 1995-2017 年中国各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利用主要化石能源投入估算 CO2 排放、利用主要环境污染排放指标估算综合环境污染损失等，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测算；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利用贸易开放度对贸易开放指标进行测算。最后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自相关性检验以及计量模型特征，运用空间计量、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对上述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U”型影响，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中国当前阶段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进步。由于绿色技术质量等级跨度更大（即研发难度更大），环境规制初期企业倾向于拿出一部分利润支付排污罚款或排污治理费用，而不是主要依靠绿色技术研发，而企业利润下降进一步减少了绿色技术研发可能性。贸易开放下，由于环境规制影响了厂商利润，企业可能发生跨国转移，进行绿色技术进步的主体数量下降，因此也不利于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继续加强时，厂商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利润更大，不得不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提升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时，较强环境规制下污染型厂商已经经过市场的甄选，不再进行产业转移，也不得不适应环境规制；较强环境规制也会激发厂商通过对外贸易加强“学习效应”，或者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模仿，进而提升绿色技术进步。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至强，绿色技术水平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情况一致。空间计量分析结果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U”型影响，同时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处于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进步的阶段。
（2）贸易开放本身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提升环境规制削弱了这一抑制效应，导致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反而促进了绿色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存在比较优势，环境规制强度也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开放可能强化发展中国家污染型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增加普通劳动力相对雇佣规模。因此贸易开放弱化了模仿和研发清洁型技术的激励，阻碍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即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条件下，清洁型研发和污染型研发均有机会模仿发达国家前沿技术，两类技术研发概率均会提升。此时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就会增加绿色技术的相对收益而降低污染技术的相对收益，这会进一步促进企业倾向于模仿和研发绿色技术。也就是说提升环境规制会削弱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不利作用，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可能反而是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着负向影响，但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交叉项显著为正，即贸易开放背景下提升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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