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城镇化企业的制度资本经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16 年 9 月在杭州召开的 G20 首脑高峰会的关键词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期间的讲话，关键词为“创新发展方式、包容性增长等”；201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 2020 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包容性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可见，包容性增长仍是我国目前发展的重要举措、“包容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企业、民众和政府的共同参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脚步在逐步地向前迈进，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后，部分农民移步离开家乡，迈进城镇，就历史性地开启了城镇化的大门，从此城镇化建设就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1992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参考报，2013）；再到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新型城镇化”，随之城镇化便受到了各行业和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制度变迁理论在不断地演化，在制度变迁理论之上衍生出了制度资本经营理论和制度创业理论和制度企业家理论，三者有重叠交叉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交叉重叠之处即是三个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要通过制度的一些列运作，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和促进社会进步。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所以变迁，是因为在制度的市场上出现了不均衡的状态，现行的制度不再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是阻碍了发展，也即“由于种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制度安排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科斯，1991）。目前，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国内外的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制度变迁就是从制度的创立、更新、不断被否定而又更改的过程（诺斯，2009）。新的制度产生可能是由于旧的正式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导致的，随着经济增长，旧的制度体系可能会被废弃，而即将产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来捕捉新的获利机会，所以，制度变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林毅夫，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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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纵观本文所研究内容，结合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城镇化等各项发展政策的执行情况，分两方面来叙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分别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出发，本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着重梳理制度资本理论的脉络，从制度资本理论的经营主体、经营情境、经营对象、经营的效果、经营动因到最终制度红利的分配，总结前人研究、理清理论脉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第二部分注重于实证研究，探讨参与城镇化的企业在制度资本经营中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与企业的国有民营性质、房地产性质以及第二产业性质有关。此部分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在已有的文献中得出制度资本经营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是将其细化，研究对企业绩效中财务绩效的影响，以便进一步验证和探讨，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和对这种影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制度资本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延伸。从现实意义出发，本研究则显得更加迫切和应时。近年来，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基础矛盾决定，必须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为了解放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列支持促进型政策，如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农村农业农民转型发展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加大开放力度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和要求无疑都离不开制度安排。制度不仅作为直接的生产投入要素，对产出和各项活动直接起作用，制度也是各项活动安排的基础性后盾，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是服务与生产力并且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综上，制度创新是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而本文所研究的正式制度创新的一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探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的供应模式，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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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回顾 

 

第一节  制度资本经营理论 

制度是在任何社会中的第一个积累的集体资源，很多制度表现出了资本的特征，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都尤为重要。Benedique  Paul（2009）将制度资本定义为制度经济学的延伸，由书面的或不成文的规则等组成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企业生产、影响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本形式。Bresser, R. K. F. ,Millonig, K（2003）第一次给出制度资本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其认为制度资本是一种在具体情况下能够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组织内部或外部的制度环境。制度资本的体系内部具有认知、规范和调控三个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Michel Garrabe(2007)在实施一项颞部的医学培训中，给出了制度资本更多的描述性定义，他认为制度资本是在社会生产中阐述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组织内部抽象的资本形式。 制度资本的概念是由奥利弗首先提出，基于制度理论视角来整合资源，为竞争优势的理论来源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经济增长理论就将重点放在知识供给效用，人力资本、治理资本、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上，Som D L（2015）从企业层面分析了人力资本、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这三种无形资本对企业经营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Joost   Platje（2008）界定了制度资本具有减少不确定性和创新治理结构的能力，有效促进企业的适应性（即一个系统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效率、刺激分配体系和可持续的生产。 Diane  Smith（2008）在研究如何建立都市企业的制度资本时，提出企业内部的治理文化和制度资本是该组织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有效的治理是调配其他资源的先决条件，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对 yarnteen 公司制度资本的调研，他们积极管理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逐步建立起调控、规范和认知资本的深层储备，使其保持对评估、承担和管理的积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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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包容性城镇化与企业绩效 

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人口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重要的是，两者的协调发展才能使社会经济稳步的向前发展（邓维青，2015）。张龙，关雪梅（2017）在找出了新型城镇化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为下一步新型城镇化更好地进行打下基础，其提出经济规模要适应城镇体系的发展，以找到适合城镇化稳定发展的最佳路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在于钱的来处、人的去处和地的用处。其中最关键的是资金保障机制，所以，胡怀邦（2015）提出创新新型城镇化的投资机制，以便能更好地防范地方资金风险，保障城镇化潜力充分发挥。曾小春，李娟（2013）认为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当积极调动企业的活力，这会给城镇化当地的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但实际数据表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协调，表现突出的是国有企业，其建议政府和企业之间可以建立多种协调激励制度，以促进城镇化又快又好的发展。 李宏伟、张也（2015）对当前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然后结合新型城镇化背景，再次分析中小企业就业形势的走向，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下，市场和政府应当对中小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空间进行正确引导，应当优先发展中小企业，从而保证就业增长的稳定。针对我国的经济转型问题，农村的中小企业问题最为突出，其产品链更新缓慢，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不够活跃，而新型城镇化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出路，打破各个方面对经济的制约（余有锬，2016）。 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发展目前缺乏的是创新机制和动力，所以市场应积极引导创新机制的健全，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同时也会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吕江林，2015）。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行导致了地方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整个地方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宋海宁（2015）就物流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所能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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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 ...... 16 

第一节 制度资本经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假设 .......... 16 

第二节 企业的国有或私有性质与制度资本经营的关系假设 ..... 18 

第三节 企业的产业分类与制度资本经营的关系假设 .... 1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20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1 

第一节 变量测量 ...... 21 

第二节 制度资本的量化 ....... 22 

第三节 回归模型与方法 ....... 23

一 基准回归模型 .......... 23 

二 交乘项回归模型 ........ 24 

第四节 数据来源 ...... 25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25 

第五章 实证结果 ...... 26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26 

第二节 基准回归模型 ......... 28 

一 企业制度资本经营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 ........ 28 

二 企业制度资本经营与财务绩效的曲线关系 ........ 30 

第三节 交乘项回归模型 ....... 3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35 

 

第五章  实证结果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部分将 376 份上市公司原始数据的一部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将表示制度资本的指标、控制变量中部门指标和财务数据分开来描述，分别为下表 5.1 至表 5.4。由上表可得，“企业所在地”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为 2.20 和 20.76（万元），描述了 376 份上市公司数据中企业所在地的人均 GDP 的最低和最高水平，分别反映了相应企业的群落资本的大小；“从业年限、商会职务、协会职务、参政议政程度和企业家荣誉”针对的主体都是是企业家，可以看到，最小从业年限和最大年限之间相距 63 年，企业家在相关行业从业年限的不同，会导致其决策、管理企业等过程的差异，极大值为从业 63 年，极小值为 2016 年刚刚调任，这会对社会资本的衡量产生影响；商会、协会职务的极大值均为 9，极小值均为 0，这表明此样本数据中商会、协会职务级别最高的为国家级商会、协会会长，最低为没有参与商会、协会，这会直接影响企业家及企业在当地甚至全国内的知名度、合作可能等。 “参政议政的等级”是根据企业家所担任的政府职务（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高低来衡量的，极大值 5 代表为国家级的参政议政，0 则表示没有参政议政；“参与城镇化程度”衡量企业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参与力度，用 1 到 5 来划分等级；“企业荣誉”和“企业家荣誉”同样根据其获得奖项或荣誉称号的级别从国家级 5 到没有为 0；“企业家政治关联地”指的是企业家曾担任过政治职务或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用当地的 GDP 总量来反映其发展水平，最高位 7.28（万亿元），最低为 0.01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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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企业在参与城镇化建设中的制度资本经营对其财务绩效（每股指标、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和分红能力）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上图可以看出，每项财务指标分别被不同的制度资本解释，具有正向促进关系有线性关系。如上文已述，假设 1.1、1.2、1.3、1.4 和假设 1 被验证。企业参与城镇化建设，并在城镇化建设中积极地与当地居民、政府经营关系，即企业进行制度经营的过程，能够为企业绩效带来各个方面的有利影响，这里主要研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从两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方面，政府的便利性。企业参与当地的城镇化建设，为当地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以及为居民建设文化广场或者直接参与投资城镇化等，当地政府都会无形中从其他方面给于企业方便，如企业可以从城镇化建设中获取当地政府批准、特许，占用大量廉价土地进行工业生产；由于企业的税收在当地财政收入中一般占有较大比重，企业的地位就会举足轻重，企业家就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进而可能在当地政府中或工商系统担任政治职位等，从而参与制定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企业家肯定是根据自身最有利的方向提出建议，从而减少企业在市场中的各种交易成本，政府也会适当的减少企业的税收以激励、留住企业；并且，在上述企业和政府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企业在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会进一步提升，降低了管理成本。所以，企业在参与城镇化过程中进行制度资本经营，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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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